2010年全国“两会”即将召开，一些朋友问：“国土资源领域的焦点问题会集中在哪些方面？”我说：“地价、资源税、能源安全和矿业走出去等等，都是焦点问题。这些问题各不相同，但答案可能一致：都是‘人多地少、资源稀缺惹的祸’。”
然而，这个回答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。“难道不‘稀缺’就不是资源了？以‘稀缺’来回答资源问题，等于什么都没有说！”这一下，还真把我难住了。
可是，资源稀缺性一直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支柱的呀？没错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个支柱存在问题。因为从大卫·李嘉图到马克斯·韦伯和卡尔·马克思，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从来都没有把资源稀缺性作为基础。因此，在这里我们应当反思并提出一个问题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观？
李嘉图的一个著名论断是：不存在自然意义上的资源稀缺。对韦伯来说，这是一个价值判断，不是事实问题。而对马克思来说，资源稀缺性是人与自然间的关系问题，因此从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恶化的结果。资源稀缺性属于社会范畴，只能从社会范畴理解。绝对自然意义的资源稀缺并不存在。
显然，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观出发，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土地资源稀缺与土地资源的惊人浪费并存，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矿产资源丰富如稀土、短缺如铁矿同样受制于人，才能理解为什么城市在本质上“只想要农村的地，不想要农村的人”，以及为什么粮食和能源短缺不是地质或气候问题，而是地缘政治问题。
可见，资源稀缺的问题，必须从社会而不是自然中求解，即从生产力与生产的关系中求解。我们的国土资源稀缺本质，一是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欠发达，二是生产关系上存在分配不公、配置低效的问题。如果没有新技术、新材料和新能源革命，人们还得接着烧煤球；如果不能使国民收入等社会关系更加公平，就不可能促进生产力解放。
就当前的资源问题而言，如果不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，不改变资源配置上的市场扭曲和行政寻租，就不可能改变粗放的生产模式。进而言之，如果工业不反哺农业，不仅农业无法发展，工业也不可能现代化；城市不带动乡村，乡村自然发展不起来，城市也只能是半吊子的现代化。因此，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矿产资源，就要依靠科学技术包括管理技术，同时理顺“土地剪刀差”等城乡间不合理资源品价格关系。
一定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，但节约集约的要害是成本。由哪一个阶层来负担成本，这个成本如何在政府、企业与居民之间，在城市与乡村居民之间，在城市富裕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进行分配？回避这些真正的问题，只能加重资源稀缺性，甚至使过剩与匮乏同时存在，就像在世界范围内粮食积压与饥饿共存一样。
党中央已经明确，要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，统筹城乡、打破二元社会结构。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历史性地审议修改选举法，落实十七大提出来的代表选举制度改革，改变“4个农民折合1个市民”的代表选举制度。人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主体，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。从中国革命到中国改革，本质上都是人的解放，其最低含义是从自然稀缺中解放——实现温饱，然后全面发展。如果用地质学稀缺取代社会学稀缺，将不能认识国家内部资源环境问题的公平正义性，也无法理解国际层面资源环境问题的政治本质，只能被“同住地球村”的抒情牵着鼻子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