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冬的第三场大雪中，北京又迎来了强力度的降温。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大家热烈地讨论气候变暖问题。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是在意料当中的。会议达成的最终协议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，而且还招致多方的不满。这个时候来看一本叫做《气候变化的政治》的书，会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作者安东尼·吉登斯男爵（Anthony Giddens，1938－）在书中早就预言了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，国际谈判很重要，但前景不容乐观。看起来，他不幸而言中了。
背景
关于气候变化，当今的国际社会有两个公认的文本：1992年联合国推出的原则性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和1997年的具体方案《京都议定书》。京都协议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，于2005年正式生效，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。虽然美国于2001年退出京都协议书，欧盟等国仍然单方面承诺继续减排。在接下来的几年内，欧盟等国兑现了承诺，而美国的排放却不减反增，现在的排放量比1990年高出17%。
IPCC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）先后发布了4份相关评估报告，其中2007年发布的第四份报告对全球的触动最大，报告表明人类活动正在导致气候变化，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趋势。同年底，IPCC制定“巴厘岛路线图”，为2009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议程。
哥本哈根会议的任务，就是按照路线图，制定世界各国下一步的行动目标。但是看起来，这个为期近两周、被认为是“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”的大会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。发达国家认为他们不应该承受那么大的历史赔偿，发展中国家坚持自己的发展权，互相指责对方没有诚意和责任心。NGO组织呼吁人类改变日常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、消费习惯和行为习惯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而面对这个全球性问题，大家开始质疑，联合国制度、资本主义体制和现有的西方民主政体是否已经面临无法应对的挑战。如果是这样，它们的存在本身都值得怀疑了。
总之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，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，最开始几乎都集中在自然科学界。但进入21世纪后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，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伦理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，并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。2007年后，社会科学领域的这一关注达到了高潮，相关研究成果则在今年呈爆炸式增长趋势。
据了解，牛津大学出版社多年来一直有“气候变化专门书目”，2001-2009年间出版有上百本有关气候变化的书籍，其中30-40%是社科方面的。另外，企鹅等世界主要出版社在这方面的社科图书也在急剧增加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“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”，引介的就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。第一阶段三部著作《气候变化的政治》、《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》、《全球大变暖：气候经济、政治与伦理》都已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出版，之后还将出版《均衡问题：全球变暖的政策选择》、《气候伦理：全球变暖的道德规范》、《地球安全愿景：如何管理气候变化，创造一个繁荣进步的新时代》等6-7种。
据丛书的执行主编、中央编译局的研究员曹荣湘介绍，“译丛”之后还将启动“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论丛”，用以扶助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在这一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焦点
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纷繁复杂，概而言之，有几个大的分歧。
首先，全球是否在变暖、变暖是否人为导致的、现在开始做点什么进行弥补是否还来得及。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，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。不管是马尔代夫在水下四米召开内阁会议，还是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上举行雪山内阁会议，政治家们的这些行为艺术并没有打动所有的人。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科学事实的认识，至今仍有差距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吉登斯悖论”，气候问题严峻却很“遥远”，而一旦气候变化的后果直接具体地显露出来时，人们已经没有行动的余地了。
最积极的观点是，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变暖，所以，我们必须积极应对，马上采取措施让地球退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“积极行动派”的重要代表是经济学家尼古拉斯·斯特恩勋爵，他在2006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《斯特恩报告》。
极端悲观主义者则认为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气候变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，现在人类就要学习如何在极端气候下生存，甚至应该开始考虑舍弃地球、另辟家园的问题。
而怀疑论者却觉得这有点危言耸听。气候变化是自然的，地球偏斜度的改变、太阳黑子的活动，甚至火山爆炸等地质活动，都会影响气温，未必是人类造成的，即使是，也没那么可怕。发展中国家则认为，对于气候的过激反应其实是西方国家制约他们发展的借口和阴谋。他们会援引考古学家布莱恩·费根的《历史上的大暖化》，说，正是中古时期的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了欧洲的发展。
当然，总的来说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共识，区别只在于紧张的程度。真正激烈的冲突来自利益之争。
不发达国家到底受到了排碳的多少损失，需要多少补偿，怎么计算气候贫困人口？发达国家应该给发展中国家多少资金支持与技术援助以帮助减排，是英国首相布朗说的每年1000亿美元，还是激进NGO组织提出的3000亿？通过发展经济减少贫困人口，和经济发展导致的气候贫困人口，如何正负抵消？结果是正数还是负数？联合国真的应该征收每吨50美元的全球碳税吗？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会追问，我们的部分碳排放是为了生产出口商品。那么，应该找生产者还是使用者征税？
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各自的立场和利益。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，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争吵不休。虽然美国副总统戈尔指出减排“不是政治议题，而是道德议题”，但老布什的名言却是“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谈判”。美国不愿意放弃他们高耗能的生活，而发展中国家，比如中国和印度，不能放弃的是其发展权。能不能先发展再治理？凭什么放缓发展的速度？英国社会学家、上议院议员吉登斯主张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，给予他们更大的排放权。有的发达国家却觉得不公平，而且发展中大国如果不大力减排，事情不会得到根本改观。现在美国的排放量只是第二，居全球首位的，是中国。经济学家和环保主义者问，为什么要允许明知故犯？发展中国家会回答，“是你们弄脏了地球，为什么要牵制我们今天的发展？”而伦理学家的回答是，人类有任何理由重复过去的错误吗？
气候变化催生了气候经济学，对保险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西方主要的经济学家几乎都谈论过气候问题。而且，争论还蔓延到了社会学和法学领域。美国从来不承认他们应该对排放的历史负责，始终坚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输入是施舍和援助，而不是补偿。他们从法理、政治、伦理等各个角度辩解，比如，从法律角度而言，当年放肆排放的人已经死了，“株连”他们的后代没有法律依据。
当争论变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被指责为“转移视线”的一些观点出现了，他们指出，也许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、人生态度、生命立场，消费行为和习惯，和讨论发展问题一样重要。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，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只有一小半来自工业生产，而一大部分（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%）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，交通、家居、建筑等。于是，减排又主要变成了每个人、而不是政治家或学者的问题。
更有趣的争论在政治学领域爆发。注重大政府和强化国家权力的人找到了新的依据，偏左派政治思想的代表吉登斯就是其中之一，显然，赋权型政府（enabling state）和当代公民社会在处理集体事物上的力量有点弱，所以他在《全球时代的欧洲》就提出了保障型国家（ensuring state）的概念，现在，更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要强化国家在应对气候方面的作用了。他主张重视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过程，所以政府并非越小越好，应该适当地回归计划经济，让政府和市场一起发挥作用。
左翼一度垄断了环境和气候问题，将其作为攻击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。《每月评论》很早就开始了相关研究和批判，到2007年达到了高峰。新自由主义被指责为支持人类中心主义、资本主义、消费主义、拜物教，甚至因为“片面追求市场”而被指证为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，要为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。
激进的约翰·贝拉米·福斯特在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》中表明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立场，激烈批判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，论证说资本主义与生态根本相悖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没法应对气候变化，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最大的市场失灵，所以，像原来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将走入死胡同，只有展开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斗争，复兴社会主义，才能解决当前气候问题。最近，他又推出了《red code》（红色密码），中国正在引进当中。
另一个角度的抨击是，现有的财阀制民主模式已经不够用了，决策又低，执行力又不够，应该成立全球政府，实施全球民主，建立“地球共同体”。这是《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》一书的主要观点。而这些关于积极自由的主张，显然与右翼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念相悖。
右翼自由主义则一如既往地捍卫市场万能论，利益至上，捍卫民主制度，认为气候变化与现行制度无关。资本主义国家有能力解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，同样能够应对气候问题。他们的有力反击是，借助气候问题质疑自由主义、自由和民主，是危险的倾向，事实上，20世纪最早提出环保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德国的纳粹党，他们主张尽量不干涉自然，任其发展。而且，民族社会主义的制度也非常利于与气候相关的管制和调控。
吉登斯还提出一个问题，对于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说，保持在气候方面的政策连续性，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政府轮番换届，但气候和环境问题的协调框架不能随便乱动。
前景
现在的欧盟很着急；而美国表现得似乎置身事外；中国被指责挟持了哥本哈根会议，没有为气候变化做出应有的牺牲；印度在人类的长期生存利益和本国的短期经济利益之间挣扎；发展中小国似乎更多地关心历史补偿问题……气候变化以不容回避的力量，进入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视野，在未来20年内，有可能成为地区和国际政治的主要议题。甚至表现出改变全球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格局的潜在趋势。
据悉，畅销书《世界是平的》的作者托马斯·弗里德曼（Thomas L. Friedman）在新著《热评地球》中，提出了许多新观念和新思路，如：能源气候、能源互联网、绿色能源、绿色革命等，该书中文版权已经被购买，不日即将面世，此外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、斯特恩、威廉·D·诺德豪斯等人关于气候变化的新书，中文版权页都已被买断，中国正在大力引进相关图书。
遗憾的是，我们自己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相关研究，却基本上还没有起步，目前也没有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NGO组织。曹荣湘对此充满了紧迫感和使命感，因为不加强相关研究，我们在国际谈判上便很被动。他想做拓荒者。
确实，气候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发展和深入，中国已经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，中国的学者，或者也应该就此发表些有深度的见解了。中国知识界的声音，同样应该影响到世界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。以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的“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”为契机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